罗元贞教授离开我们转眼已经好几年了。罗先生是著名诗人，因替毛泽东主席改诗，被称为毛泽东的“一字师”，曾为海内外二十多家诗词学会顾问，又是知名隋唐史专家，尤以武则天研究而著称。作为罗先生的学生，几年来我总是不时地想起他。有几件事，罗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罗先生是一个多难的人，自1957年的反右到“文革”，所受打击和迫害就不说了，只无辜坐牢便有三次。大概是1979年吧，那时罗先生被平反落实政策，刚由学生宿舍楼搬到新建的大板楼不久。一天晚上我去罗家请教一个问题，一进门，看见罗先生穿着一身西服，甚觉新奇。那时“文革”结束不久，人们大都清一色地穿着中山服，还没人穿西服，所以当我突然看到罗先生穿西服时便感到很是稀奇。他穿的是黑色呢子西服。那天他心情很好，所以看上去显得比平日更有精神。
我们自然谈起西服的事，罗先生兴致勃勃地从书箱里找出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给我看。那是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照的，正是穿着一身西服。年轻的罗先生，眉宇间露出一股英气，加上那身西服，显得很帅。罗先生说，他年轻时一直穿西服。又说人穿着西服有精神，也舒服，前些年不许穿西服，非常可笑，西服与西方思想是两码事。并说随着极左思潮的纠正，西服以后将在中国流行的。如今没人干涉穿什么衣服了，自己就将压在箱底多年的西服取出穿上。看他那神态，大有开风气之先的意思。
果如罗先生所言，随后穿西服的人便渐渐多起来了，再后来西服便在全国流行开了。
后来有一次在罗家，我们谈到学习外语的事，罗先生说，现在兴起一股学英语热，这是好的，但大家都去学英语而不重视其他语种，是不对的。他说应该看到以后对日语的需要，应当及早开设日语课，为国家培养日语人材。他给我讲了日语将来必定有重要用途的几条理由：一是日本文化和我国文化相近，二是日本经济发展很快，三是地理环境上中日相邻，所以将来日语用处必多。又说他要向教育部写信提出建议，并且建议山西大学早日开设日语课，缺少教师的话他可以教日语。罗先生的日语是极好的。他还说要写篇文章提醒社会注意。他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一家教学刊物。
当时历史系学生李百勤学英语之外，又想学日语，因学校不开日语课，听说罗先生日语极好，便想跟罗先生学日语。罗先生刚平反不久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非常忙，但他知道后非常高兴，不假思索地答应了。他给李百勤规定了每周来他家上课的时间。一次我去罗家，罗先生正在给李百勤上课，俩人对面端坐在小房里，罗先生一句一句地在领读。虽然只有一个学生，但他仍然是那么严肃而认真，如同在课堂上对我们整个班级讲课一样。那场面谁见了谁感动。而且这样的授课，是自愿教不属于自己教学范围的课程，别说计算课时和得到什么报酬，而且连想也不曾想到的。这对现在某些教师来说，简直是不可理解的。事后谈起这件事，罗先生说，能多为国家培养一个人材，心里就多得到一分安慰。
随后他的小女儿高中毕业，正好山西大学开设了日语专业，他便让女儿报考了日语专业，毕业后所学正为社会所需。后来罗先生又不顾自己年事甚高，支持女儿赴日本留学，以致他去世时，女儿也没能为他送终。
近年来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，都说明罗先生当时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。现在日语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共知，日语对我们来说，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外国语种。
罗先生的前妻是日本人，五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恶化时其妻被迫回日。罗先生对日本人民怀有好感，但他对日本国内有人对侵华罪行的态度，深表忧虑，说当初我国对日本放弃战争赔款，是极大的错误。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不用说了，日本国内有些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认账的。事实证明罗先生的忧虑是对的，近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越来越猖狂地否认侵华罪行，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
从上述几件事情中，可以看出罗先生的诗人气质和教师品德，更可以看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。他的远见卓识，确实为一般学者所难及。
然而罗先生作为一个文人，也有极迂的时候。比如那次学术报告会上的事，便教人难忘。
那次罗先生在主楼大教室为历史系和中文系学生举行学术报告，教室里挤满了人，还有不少教师。他讲到知识分子的修养时，希望大家不要吸烟，说道：吸烟是一种不文明的习惯。其时坐在讲台两旁正面对着学生的教师中，有几位岁数较大的正在抽烟，弄得那几位老师很不好意思。我知道，罗先生并无意批评那几位吸烟的教师，他只是批评吸烟这种现象，但却根本没想到会使身旁正在吸烟的同事感到尴尬。
发生在罗先生身上的这些事，他的具有远见和他的“迂”，正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和学者。可惜这样的诗人和学者如今是越来越不多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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